政府信任对公共健康风险管理的影响——基于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的创设情境研究

作者简介

论文作者：黄懿慧 王啸 方慧妍 吴秋荻

黄懿慧（1964-），女，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危机传播管理、公共关系管理、跨文化传播与关系管理、冲突解决与协商。

王啸（1990-），通讯作者，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危机传播管理、风险认知、体育媒体经济学、数据保护政策与隐私边界。

备注：研究速览由公共管理共同体根据论文原文进行梗概，具体内容请以原文为准。

引言

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主观的认知、判断与决策。公众往往通过建立对政府机构的公共信任体系来评估相关风险之于自身及家庭潜在的负面影响，并以此为具体行为决策提供依据。然而政府信任的形成机制及其在何种程度上对公众的风险态度、认知、判断和行为意向产生影响仍不明朗。风险管理研究者也愈发意识到，有效的风险沟通及风险政策的高效执行需要提升公众对政府风险管理过程的信任。但是先行研究较少关注风险情境下公众的“情感”表达对风险感知与最终行为意向的生成同样起到关键作用，也未将风险情境下公众的风险接受度与行为意向概念加以区分，而是预设两者之间的顺承关系。

理论框架与假设

公共健康风险情境下的政府信任被定义为：公众基于政府部门采取特定措施保护其利益的积极期待，选择接受将自身的脆弱特质暴露在潜在健康风险下的主观意愿。因果链模型认为，公众信任是其解读风险信息，进而影响风险感知与风险接受度的前置态度及信念。根据模型特点与风险具体情境，研究根据因果链模型提出假设：

H1：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影响他们的风险接受度。

关于风险感知，即公众对潜在危险及其附带收益所持有的信念、态度、判断、情绪以及更为广泛层面上的文化和社会倾向，形成了情感型风险感知与认知型风险感知的研究分歧。研究将风险感知的双重加工机制引入因果链模型，提出假设：

H2a：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对政府信任度影响他们的认知型风险感知；H2b：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影响他们的情感型风险感知。

H3a：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的认知型风险感知影响他们的风险接受度；H3b：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的情感型风险感知影响他们的风险接受度。

行为意向与风险接受度是不可混用的两个概念，前者并非是后者的必然结果。风险接受度反映的是公众“容忍”风险潜在负面后果的主观意愿；而行为意向则更多表达了公众“愿意尝试的程度”以及“为执行特定行为而计划付出的努力”，是一种具有行动意愿的动机状态。因此，研究将风险接受度与行为意向视作相互独立且依次发生的两个变量进行考察，提出假设：

H5a：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对政府信任度影响他们的使用行为意向；H5b：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影响他们的口碑行为意向。

H6a：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的情感型风险感知影响他们的使用行为意向；H6b：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的情感型风险感知影响他们的口碑行为意向。

H7a：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的认知型风险感知影响他们的使用行为意向；H7b：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的认知型风险感知影响他们的口碑行为意向。

H8a：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的风险接受度影响他们的使用行为意向；H8b：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的风险接受度影响他们的口碑行为意向。

研究就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政府信任度与风险评估过程的关联提出如图1所示的整合模型。

对模型中介效应的探究往往能够揭示各影响路径的相对强度，因此进一步提出研究问题：公共健康风险下，公众的情感型风险认知、认知型风险感知与风险接受度在政府信任与行为意向之间发挥着怎样的中介效应？

研究方法

研究情境为2018年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被曝狂犬病疫苗与“百白破”疫苗生产过程违规事件。通过百度云所提供的问卷调研平台进行网络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问卷调查于2018年9月5日至9月28日进行，最终获得1203份有效问卷，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

在变量测定方面，因变量采用7分李克特量表对使用行为意向与口碑行为意向两个行为意向变量进行测度。自变量采用能力、善意、诚信三维度测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中介变量包括情感型风险感知、认知型风险感知和风险接受度。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在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在数据分析方面，研究采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PLS—SEM）。

研究结果

潜变量通过信效度检验且同源方差问题对研究无显著影响，模型拟合优度良好。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图2所示：公众的政府信任对风险接受度（H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府信任对国产疫苗风险的情感型认知（H2a）与认知型感知（H2b）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接受风险的意愿也越高，而对风险的感知则越低。

情感型与认知型风险感知皆对公众的接受度（H3a-b）产生负向影响，即公众风险感知越高，越不容易接受国产疫苗接种的潜在风险。此外，双重加工模型下的情感型风险感知与认知型风险感知也呈显著关联，H4亦得到支持。因此，因果链模型在疫苗风险情境下完全适用。

将公众的行为意向纳入模型后，政府信任指向使用意向（H5a）和口碑意向（H5b）都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从风险接受度到两种行为意向的路径（H8a-b）也都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然而，由风险感知指向行为意向的四条路径中仅有情感型感知对口碑意向（H6b）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它三条路径均无显著性，即公众对国产疫苗的风险感知能够直接影响其对负面潜在后果的主观容忍意愿，但却不足以对其实际的采行意愿形成充分刺激，这表明了对风险接受度与行为意向进行区分的必要性。

表3汇总了结构方程模型中具有显著性的间接效应。公众的政府信任对其有关国产疫苗的使用意向和口碑意向呈现出显著的间接效应，且政府信任→风险接受度这一路径在政府信任与两个行为意向变量之间均解释了绝大部分的总间接效应（85%，82%）。而经由两种风险感知的路径所显示出的特定间接效应则十分有限，且在风险感知指向行为意向的四条路径中仅有情感型认知对口碑意向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政府信任对行为意向的预测能力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政府信任→情感型感知这一路径仅在结果变量为口碑意向时具备显著性，但在政府信任到使用意向之间却无显著影响。

简要结论与探讨

首先，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政府信任对公众的风险评估过程影响显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对国产疫苗的风险感知越低，越倾向于接受风险潜在的负面后果，也越可能在日后使用国产疫苗或在与他人的人际沟通中给予国产疫苗正面评价。其次，风险接受度在政府信任与两个行为意向变量之间均解释了大部分的总间接效应，公众对国产疫苗的风险接受程度是政府信任对公众行为决策产生作用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中介变量。再次，通过对分析结果的进一步检视可发现，经由认知型与情感型风险感知的路径所显示出的特定间接效应十分有限，而在风险感知指向行为意向的四条路径中，仅有情感型认知对口碑意向产生显著影响，远不及政府信任对风险决策的预测能力。最后，风险感知能够显著影响公众接受疫苗风险甚至在日常交流中给予国产疫苗正面评价（即口碑行为意向）的主观意愿，但却无法影响公众实际的国产疫苗接种行为。

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问卷发放，无法保证概率抽样；研究情境围绕国产疫苗，结果需其它风险进行进一步检验；行为意向变量作用范围有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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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4期

本期编辑/张珺